对于《国风》来自民间采风这个问题，似乎已经成为文学常识。而朱东润已经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已经提出了对《国风》出自于民间的质疑，事实证明朱先生的质疑是有价值的。
一、作者简介
朱东润（1896-1988），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朱世溱，泰兴县城人。代表作品有《陆游传》、《梅尧臣传》、《李方舟传》等。朱东润一生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深入广泛，著作等身。其中他对《诗经》的研究，最有代表性的当属于《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
二、创作背景
对于《诗经 国风》的来源问题，历史上早已有了广泛的“三说”，即“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为“采诗说”。
“采诗说”认为周代设采诗的官员到民间去采集诗歌，并把这些反映社会生活的诗作献给统治者，以便于他们了解民风民情。现知最早提出“采诗说”的应该是班固的《汉书·食货志上》。《国风》出于民间的说法，在清代以前皆无异议，后来由崔述首先提出质疑。而现当代学者怀疑此说的也有不少，如冯沅君、陆侃如。直到抗战前夕，朱东润写了《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一文，否定了“采诗说”，这篇文章十分重要，只是在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三、文本主要内容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朱东润先生已经标出。
备述“出自民间说”
这一部分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目的，即：“今果能确然指认《国风》百六十篇，或其中之大半，不出于民间者，则《诗》出于民间之说，自然瓦解，而谓一切文学来自民间者，至此亦失去其一部之依据，无从更为全称肯定之主张。”继而备述各家有关“国风出自于民间”的说法，《汉书艺文志》、宋人论《诗》、方玉润《诗经原始》、元遗山《陶然集诗序》等有影响的著作中都是言之凿凿地肯定“民间说”的。朱先生先从“士”字入手，将这个固有的看似圆满的固有说法打开了一个缺口。
最后又说到将用《毛诗》以及“三家诗”来证明观点，第一部分可谓是全书的脉络提纲。
以《毛诗序》作参考论
《毛诗序》中有些篇目已指出作者，朱先生列了一个表格，在这个表格中，他将《毛诗序》中指出的“作者”做了分类，即：国君或夫人、王族或公族、大夫、大夫之妻、君子、国人、百姓、孝子、民人几种，这类诗共有六十九篇。国人以下“百姓、孝子、民人”各有一种，通过《诗经》内部诗篇自证推论出其三种皆是“士人”阶层，另同类相证“国人”与“君子”同，也是统治阶级。
论及三家诗
三家诗中，也有很多说了作者。《邶风 柏舟》《燕燕》《式微》《载迟》《大车》，此五诗，三家以为君夫人之诗也；《关雎》《鸱鸮》《黍离》，此三诗，三家以为大臣及大臣之子诗也；《汝坟》《二子乘舟》《硕人》，此三诗，三家以为大夫之妻及公子与君夫人傅母作；《蟋蟀》《芣苢》，此二诗，三家以为君子及君子之妻诗也；《淇奥》《行露》《驺虞》《伐檀》，此四诗，三家以为国人及国人之女之诗也；独《甘棠》诗，仅有史家孤证，不足以确指民间；《相鼠》言“人而无仪”“人而无礼”，所斥之人不为在位者可知。
举诗中名物章句以为证
《国风》百六十篇，由名物章句而确知其为统治阶级之诗者，凡八十篇。朱先生把这八十篇归为六类。
（甲）由其自称之地位境遇可知者，有十二篇。
（乙）由其自称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有四篇。
（丙）由其关系人之地位而可知者，有十七篇。
（丁）由其关系人之服御而可知者，有四篇。
（戊）由其所歌咏之人地位境遇而可知者，有三十三篇。
（己）由其所歌咏之人之服御仆从而可知者，有十篇。
回答责难
朱东润先生知自己此说一出，必有很多责难，于是自己先列预料到的责难于此，并且一一详细作答。这一部分中共涉及到七个问题，有些问题是从具体诗篇来质疑，有的是从“君子”概念的阐述上来质疑，另有联系西方诗歌发展之事实进行问难。对于这些，朱先生皆从实际出发，一一对答。
总结展望
这是全文的最后一部分，一方面总结了所论证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最可贵的一点，是作者结合当时的时代特色，对民间文学的发展作了合理的展望。“大抵民间文学之立足点，在将来而不在过去，与其争不可必信之传说，何如作前途无限之展望？”“自文体解放以后，劳苦大众已与文字歌曲为长足之接近，而其人又以社会组织之变更，自乡村流入都会，自田间流入工厂，接近知识之机会已多，其生事虽未必较优，然正以此不可终日之生活，更增进其格格欲吐、务求一倾而快之情感。”
四、文章影响以及价值
将《国风》出于民间说的地位抬高，近代是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朱先生这篇发表于三十年代的文章令出别论，一直以来并未受到充足的重视。但是他在文中严谨的论证，是很具说服力的，文中并没有一言咬定《国风》出于民间说是绝对错误的，而是在有些地方稍加反证即可证明此说不一定正确，这也是为何篇名为“质疑”也。可以看出作者的质疑态度是认真的严谨的。另外，全篇分为六大部分，条理清晰，逻辑严密。
孔子以前，学在官府，民间多是质朴但没有文化的百姓，即是有很多歌谣流传，能达到《诗经》这种华而不艳，醇厚雅正水平应该很困难吧。对《国风》出于民间的质疑，很有有价值。千年前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呼：“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也是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