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韦庄校笺》

《秦妇吟》是一篇失传甚久的唐代长诗,由于敦煌遗书的发现,这首长诗方得重现人世。1920年,王国维在所撰《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东方杂志》第十七卷第八期)中,将所得残存原文公布于世。自此之后,出现了众多对《秦妇吟》的校勘注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陈寅恪先生的《韦庄<秦妇吟>校笺》。

qinfuyin

作者简介

陈寅恪(1890年7月3日-1969年10月7日),江西省义宁州(今修水县)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民国(民初时期)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其余三人为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通晓二十余种语言,史学脱胎于乾嘉考据之学。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代表作有《柳如是别传》、《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陈寅恪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傅斯年曾称:“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本篇创作背景

王国维先生依据敦煌遗文中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句,判定其所据原文当为韦庄的《秦妇吟》写卷。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中有载:“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秦妇吟》秀才’。他日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止此谤,亦无及也。”
孙光宪的记载一方面印证了敦煌《秦妇吟》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给学者们呈现了一个问题,即韦庄避讳此诗、将其摒于自己的诗集之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此,对于《秦妇吟》,不但有校勘注释价值,也有了探讨其历史真实和作者心态的意义。陈寅恪先生就这两个问题,在他的《韦庄<秦妇吟>校笺》中,做了详细严密的考证。

文本内容

本篇文本中,除了开篇引《秦妇吟》全文外,作者已将其分为三大部分,每部以小标题甲、乙、丙标之。

(甲)从洛阳东奔之路程
诗中有云:“出门惟见乱枭鸣,更欲东奔何处所。仍闻汴路舟车绝,又道彭门自相杀。野色徒销战士魂,河津半是冤人血。适闻有客金陵至,见说江南风景异。”这几句诗,皆由首句“出门东奔”引出。那么“东奔”路上经过的地方可否合史呢?

在这“甲”部中,陈寅恪先生主要在证明诗中所出现的几个地名,即:汴路、彭门、野色(陈先生校改为地域简称)和金陵。他通过旁引大量的史料以及文献资料,证明了自己的“汴路之界说”、“彭门非天彭门”、“野色当为‘宿野’之讹倒”、“此‘金陵’为润州之丹徒”。另外,他还针对周云青先生的《秦妇吟笺注》中对“冤人”的注解做了校释。周注谓“冤人”为黄巢同里冤句之人,陈说“冤人”与“战士”作为对文,即是冤死之人,并非地名。

(乙)从长安至洛阳之路程

这一部分主要是为了解决“韦庄讳《秦妇吟》疑案”。孙光宪《北梦琐言》六卷《以歌词自娱》云韦庄在家戒中不许家人垂《秦妇吟》障子,是因“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使“公卿垂讶”。此说并不能使人信服,陈寅恪更是不相信事实如此简单。

因而,据陈寅恪结合史书文献,旁征博引,严密地论述了自己的猜测,即《秦妇吟》所表现的“秦妇”形象及经历触犯了王蜀朝廷的宫闱秘事,为免招祸,故而讳之。所言为避“内库”两句是迷雾弹也。

寅恪案,《秦妇吟》中述一妇人从长安东奔往洛阳,其行程即端己所亲历也。依诗所言,秦妇出长安之路线经近杨复光与王重荣军事驻地(由诗中即《王重荣传》及《宦官传杨复光》等史料文献考证),而《金溪闲谈》中有李氏女托身官军避乱的记载。盖由长安奔洛阳途中,这种避难路线,是为当时遭难妇女所普遍采取的。因此可以看出,秦妇的经历有李氏女的影子,这就有影射官兵将领的嫌疑。前蜀创业垂统之君王建,当时为杨军八都大将之一,其他诸将之后也在蜀国贵为公卿。晚年的韦庄侍奉王建,直至宰相,受恩不浅,秦妇一诗“本写故国乱离之惨状,适触新朝宫闱之隐情”,为免招来杀身之祸,只能“讳莫如深”了。

(丙)诗句校注

校注占了很大一部分,这也体现了陈寅恪先生考据派的严密行文风格。主要校注了如下几个问题:

“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中“三公两史”为对文,具指宰相。“昨日官军收赤水,赤水去城一百里”此句考诸地理,当合史实“泾源大将唐弘夫大败贼将林言于兴平”。“逡巡走马传声急,又道官军全阵入。大彭小彭相顾忧,二郎四郎饱鞍泣。”其中“大彭小彭”是“大邦小邦”的谐音,即大奴小奴。另“二郎四郎”至黄巢黄揆兄弟,正可与“大彭小彭”相对。

“四面从兹多厄束,一斗黄金一升粟。尚让厨中食木皮,黄巢机上挂人肉。”其中,“一升粟”虽不合唐人惯称“一斗粟”,可由巴黎图书馆伯希和号三七八拾及三九五三俱作“胜粟”,疑为“升粟”谐误。因而推测,可能“升粟”为韦庄个人习惯。

“六军门外倚僵尸,七架营中填饿殍”中“七架”疑为“七萃”。

“路旁试问金天神,金天无语愁于人”,其中“金天神”即“华岳三郎”。

“旋教魇鬼傍乡村,诛剥生灵过朝夕”,进一步推论“华岳三郎”“遣鬼魇人”。

“前年又出杨震关,剧透云际见荆山”中“杨震关”当为“杨仆关”。

“岁种良田二百廛,年输户税三千万。小姑惯织褐絁袍,中妇能炊红黍饭。”其中,“三千万”仅代表数量众多而已,并非实指。另“絁”字易为“绝”字不妥。

本文的价值与再思考

陈寅恪先生本篇文章为《秦妇吟》研究的首推之作,其行文流畅,论证严密,有大量的史料和文献资料做推论证据,使文章很有厚度。这也充分体现出了陈寅恪先生对“文史互证法”的熟练运用,这也是由其深厚的史学功底为支撑而达到的高度。文史不分家,更 由此而见。

但是对于韦庄讳《秦妇吟》一桩疑案,之后又有很多人提出与陈先生不同的观点。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陈先生好友俞平伯,他在《读陈寅恪<秦妇吟校笺>》中说到,陈寅恪“其说佳矣,然犹未尽也”。他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秦妇吟》对官军屠杀生民之类的描写,使当日躬其事者如王建之流不能不汗颜,而韦庄晚年恰好又身事王建。俞平伯先生的这一说法更为后人认可。黄广生先生曾撰文《韦庄自禁<秦妇吟>原因再析》,也持此观点。

叶圣陶先生在给俞平伯先生的回信中说到:“重读《秦妇吟》,意谓韦庄此作实为小说,未必真有此一妇人。……皆为小说方法,而当时之惨酷现实即寓于其中。小说中人物,用女子自较用男子为好,而以被虏之女子为尤好。”笔者窃以叶圣陶先生论为然也。

(注:参考文章多选自颜廷亮之《<秦妇吟>研究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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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伟大,都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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