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一位学者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来理解,即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即历史有时代性。在中国古代一直是文史不分家,显而易见文学必然具备时代性。在读过《文学研究方法论讲义》(下文中称《讲义》)的前两章内容之后,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时代性,以及根据文学这个特性如何进行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文学史上每个大时代都会出现独具特色的文学形式,先秦有《诗经》唱和,秦汉有楚辞汉赋乐府,大唐有鼎盛诗歌,宋有宋词,元有元曲,明清有小说。同样在文学思想上也有一个个代表性高潮,如经学、玄学、宋明理学、心学等。这些文学形式和文学思想无不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相关,可以说文学是特定时代发展的产物。
既然明白了文学的属性,那么我们在学术中该如何来研究文学呢?研究一个问题必然先深悉其内涵,为了研究方便学者也会习惯性根据其属性来下定义。纵观整个文学史,有众多学者为“文学”下了定义。《讲义》中将其分为三大阶段:一、20世纪之前的泛文学;二、20世纪借鉴与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理论;三、现至21世纪对中国文学的重新思考。
以此来看20世纪是个关键时期,它是学术发展的桥梁所在,在这所“桥梁”上集中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智慧和思考,是我们中国学者人格和研究最伟大的时代之一。从王国维对文学“玩物适情”的特点总结之后,谢无量、罗家伦、郑振铎、胡小石、钱基博等代表性人物都试图更深入更全面地探讨文学的本质并企图为其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在这其中定义越来越偏向借鉴西方文学理论,或全盘接受西方文学理论。文学是汪洋恣肆的海洋,它情感充沛,仪态万方,欲修其岸以定其形,必然难之又难,然一代代文人学者努力不懈,其精神可比精卫,也在实际效果中给予了后来人在文学研究方面以很大的启迪。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从理论探讨的角度对中国文学进行了学科规范,建立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科学体系,也有着文学研究方法的意义,这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第一,‘五四’学人在探讨文学本质是,首先把它从经学、史学、哲学等学科中分离出来,这种学术的规范化不但有助于文学研究的深入,而且也有利地推动了‘五四’时期白话文学、平民文学和俗文学的创作与研究;……第二,‘五四’学人关于文学本质探讨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了文学的艺术审美性,这一点,也和“五四”前后的中国文学研究紧密相关;……第三,由于有了这种新的文学观念,从‘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论述范围逐渐从古代的泛文学变成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纯文学’。”
由20世纪文学研究的成果也反映了20世纪的时代特性,即“将文学科学化国际化”,这是和国内国际大潮发展密不可分的,由此也可见“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的现实性。但是之后学者们也发现了其中的缺点,即研究方法中“民族性的缺失”,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文学和文学方法论不再是卯榫相配,而是曲前者就后者,生搬硬套,这样就出现了文学的畸形,学术上也渐趋畸形,以至于今日到达“失语”状态。
但是,20世纪的学术研究初衷、方向都是积极向上的是正确的,其研究方法也是独具时代性并且有很多是可以指导后学的。比如《讲义》第二章中主讲的“以进化论为基础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这是清人朴学实证的优点和西方进化论观察事物的优点的结合,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当把学术发展也放置于时代变革的大处中来看时,我们便会采用审视的眼光看学术的发展,并且能吸取营养,革故鼎新。
考据实证和进化论结合的方法是中国学者在对西方理论进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惯用方法而产生的特色方法论。从王国维到胡适,再到顾颉刚和陈寅恪,这种方法日渐纯熟,在20世纪文学研究中大放异彩。在这里,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术语来讲,即是研究文学史要用历史的眼光看文学,其中包括要与史实结合(文学的时代性)、发展的动态的研究态度。“考据学作为一种自清代就已大大发展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若不是和20世纪初的先进学术思想相联系,它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绩。这说明,方法不过是一种工具,它只有和一定的思想想结合,才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方法论。”这也是“一代有一代之学术”的例证吧,进化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方法论的产生与20世纪时代大背景密不可分。
那么身处21世纪的我们该如何创新新时代代的文学研究方法论呢?面对文学研究沉溺“失语”的现状,当代学者已经开始深思和不断挑战尝试。特别是在文化与交流工具多元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形式更是丰富多彩。既然一代有一代之学术,在古代文学研究中,当遇到是完全努力恢复古人面貌,还是以当代解读方法为时代所用的矛盾点上时,该如何调和呢?其实,为了学术健康发展,作为研究学人,我们应该借当代发达的研究工具,同时也应当牢守古代文学学院派的纯洁性。这不仅是对几千年来中国古代文学的尊重,也是对历代呕心沥血的学者的尊重,更是一份守护民族精魂不可推卸且任重道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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